对自己口语能力的低下，我感到非常着急。我认为自学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而找中国人陪练也不是上策，最好能找一个德国人来对话。当时有一大批外国留学生在武汉大学留学，于是我请留学生处的熟人帮忙，看是否有德国学生愿意和我相互学习语言，他教我德语，我教他汉语。熟人很快帮我找到了一位德国留学生卡罗（CarloHumberg）。他是波恩附近人，在波恩大学学习汉学近两年，接着在武汉大学学习一年半，到一九九一年七月回德国去海德堡大学继续深造。我也是计划一九九一年七月去德国，在此之前我们就可以经常在一起学习语言了。
我们每周学习两个单元时间，每一单元都是半天。前一半时间是他教我德语，后一半时间是我教他汉语，之后就是自由谈论。每一单元的学习都轮流更换地方，在我那里，我们就一起品尝绿茶或乌龙茶。在他那儿，我们就一起喝咖啡，甚至还吃他父母从德国寄来的巧克力。于是我们的语言学习就不是那么单调乏味了。
我和卡罗在共同的语言学习中相互从对方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对我而言，他所代表的德国人的说话，思想，行为与生活方式是我在书本上没法体会到的。对卡罗而言，他认为他跟我不仅学习到了汉语，而且也学习到了中国的智慧。因此他和两个女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，由我来给她们上课。其中一个女同学来自瑞士的苏黎士大学，另外一个来自德国的波恩大学。她们和卡罗一样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浓厚的兴趣。
经过再三的考虑，我决定给她们开设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。她们都有德文和英文的《道德经》译本，我又给她们找到了《道德经》的中文版。每次上课时，他们分别朗诵中文段落，并将它翻译成德文，然后中德英三种语言并用，解释其大意。在她们讲完之后，我再一句一句地讲解，并指出她们翻译和解释中的错误。这实际上和欧美大学中实行的讨论班一样。过了几个月，我们基本上通读完了《道德经》全文。
由于语言学习，我和卡罗等人建立了密切的交往中。但一个黑头发的人和一个*头发的人在一起总会引起人们注意，当然根本的原因不是我而是他。在路上，常常有人主动跑来用英语与他打招呼，问他会不会讲英语。他倒用汉语回答他们，弄得那些人大吃一惊，也不再答话了。
这么多人找他无非是想和他套上关系。人们一方面能满足心里的虚荣心，有了一个外国朋友，另一方面也许能实现出国的愿望，说不定哪一天这种关系就用上了。卡罗还说有许多中国姑娘与他见了一次面以后，就不断地打电话给他说爱上了他，让他烦不甚烦。他在德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甚至只是一个穷大学生，但在中国却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。
我和卡罗也不时在校园周边的一些小餐馆吃饭，经常点的菜是回锅牛肉，红烧鲫鱼。另外每人要一瓶啤酒。这些菜当然比学校食堂的菜的味道强多了。晚上我们偶尔也去校大门外的小酒吧去喝咖啡和啤酒。这些酒吧是外国留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，因此里面的招待也学了几句蹩脚的英语以便与顾客交流。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好之后，便来了一位女服务生。
她高兴地用英语招呼我们，并点燃了蜡烛，接着问需要喝点什么。我们都用汉语说话，但那位女服务生却用英语把我们所点的酒水重复了一遍，惹得我们一阵大笑。之后我们在一起聊天。卡罗他们力图用汉语说话，有困难的地方借助德语和英语，我则力图用德语说话，说不清楚的地方也夹杂一点英语和汉语。我给他们讲了我小时候听到的关于*的故事，他们说这很刺激，遗憾的是现在没有*了，也没有人讲*话了。
我在进行语言强化的同时也进行了经济准备。去德国的费用至少也要一万元，这对于我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我当时工资很低，每月不足一百元。我要解决经济问题没有其它办法，只有靠借。我找家里借是不可能的，老母亲本来就需要我来赡养，要我给她钱。我找亲戚也不成，他们大多处于一种贫穷状态。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同学和朋友借。如果我多找几个人，他们每人给我凑一点的话，那么我的困难就可以克服了。
我分别向他们发出了求助的信息，他们马上就给我筹集了一大笔钱，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。我在感谢之中接到他们的钱，很多人是把自己积攒多年的钱借给了我。拿到钱之后我在考虑我怎么合理地使用它们。出国前我要置办行装，购买车票，还要对付其它开支。出国后我也要吃和住，另外我还要给母亲一笔钱，作为她一段时间内的生活费用。
待一切准备就续以后，我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初便拿着相关的申请材料前往北京，去申办到德国的签证。虽说我平时放风，说随时可能去北京，用以反抗下乡的安排，但我这次真正去办理签证手续时却不敢声张了。我害怕个别小人会捣*，给我增添麻烦。于是我偷偷地买了去北京的车票，没给任何人打招呼便乘上了火车。我知道几乎每天都有武汉大学的人乘坐这趟车上，因此尽量不走动，以免碰到熟人而走漏了风声。我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应该小心为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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